会议室里冷气开得很足，我坐在一张大得吓人的桌子对面，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。 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，是我翻了半天柜子才找出来的，领口磨得起了毛边，袖口也有一道浅淡的补痕。 对面的女总裁没看我的简历，眼睛却一直停在我手腕上。 那眼神太专注了，专注得让人发毛。 我下意识缩了缩手。 她忽然开口，声音不高不低：“ 你这块表，是在哪买的？ ”我愣住了，说父亲留下的。 她没再说话，面试草草收了场。 回家的路上，我一直想不通一块旧表有什么好看的。 直到后来我才明白，那块表，让一个老人整整找了五十年。 01 楼下早点摊还没收，油条的香味飘上来，我坐在床边，看着柜子顶上那只旧皮箱发呆。 箱子是父亲留下来的，皮面裂了缝，锁扣也锈了，可我一直没舍得扔。 今天是面试的日子。 我在化工厂干了二十六年维修工，从学徒干到老师傅，什么机床没摸过？ 什么故障没修过？ 以为能一直干到退休。 结果去年年底，厂子说倒就倒了。 清算、赔偿、遣散，前后不到三个月。 五百多号人，各回各家。 我五十岁，不上不下的年纪，去人才市场转了几圈，人家看了我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份，话都懒得说几句，只递一张登记表让我回去等消息。 等着等着，三个多月就过去了。存款见底了，心里也慌了。 儿子魏泽洋昨天晚上的话还在耳边：“爸，你那一身手艺，董氏集团肯定能用得上。我同学他爸就在里头管后勤，说维修工一直缺人。” 我没接话。 董氏集团，这座城里数一数二的大企业，我一个下岗老工人，去那儿能行吗？ 但我还是打开柜子，翻出了那件中山装。 是十年前一个远房亲戚的旧衣裳，料子厚实，平日舍不得穿，过年才上身一回。 洗了不知多少遍，领口起了毛边，但还算干净平整。 我套在身上，对着那面发黄的穿衣镜照了照，怎么看怎么别扭。 西装裤也找了一条，膝盖处磨得有些发白，好在不仔细看瞧不出来。 我正对着镜子发愁，魏泽洋从房间探出头，手里攥着一只绒布小盒子。 “爸，把这个戴上。” 他把盒子递过来。我打开一看，是一块表。老式的机械表，表盘微微发黄，表带有明显的磨损痕迹。这是父亲留下的。 “我的手表坏了，你戴这个稳当。”魏泽洋说着，帮我扣在了手腕上。 我看着表壳上那道深深的好划痕，心里有些发沉。 父亲去世十年了，这块表他戴了一辈子。 记得小时候我问过他，这道划痕怎么来的，他蹲在门槛上抽了半天旱烟，只说了一句：不记得了。 也不晓得他是真不记得，还是不想说。 “ 走吧爸，我送你到楼下。 ”魏泽洋拍了拍我的肩膀。 董氏集团的总部大楼在城东，三十多层的高楼，玻璃幕墙亮得晃眼。 我从公交车上下来，站在大门口，仰头看了一眼。 说实话，心里头有点发怵。 前台的小姑娘很客气，问了我的名字，打了个电话，领着我去十四楼的会议室候着。 电梯门开的时候，一股凉气扑面而来。 会议室里空荡荡的，一张长桌能坐十几个人，茶盘里摆着瓶装水和白瓷杯。 我找个角落坐下，空调的温度有点低，胳膊上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 等了一会儿，门推开了。进来的是一个中年女人，穿深灰色西装套裙，头发在后脑勺盘了个髻，脸上带着客气的笑。但笑意没到眼底，眼神很利。 我心里反应过来，这人起码是个高管。 “魏师傅吧？我是董玉霞。”她在我对面坐下。 “您好。”我站起来又坐下去，手不知往哪儿放，最后搁在膝盖上。 董玉霞翻开面前那沓纸，应该是我的简历，看了两眼，又合上。 她抬起头，目光落在我脸上，又滑下去，落在了我手腕上。 她愣了一下。 那种愣法，不是礼貌上的停顿，是整个人瞬间定住的样子。 她盯着我的表，眼睛一动也不动，面色慢慢变成了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神情。 被盯得心头发毛，我本能地想把手腕藏到桌下，她又开了口：“你这块表，是在哪买的？” 声音不高不低，带着一种奇怪的哑。 “父亲留下来的。” 她沉默了几秒：“他现在……” “走了十年了。” 她没再追问，又看了一眼我的手腕，然后低头翻了几页简历。 问话变得公式化：干过什么、会修什么设备、家住哪里、能不能接受倒班。 我答得老实，她听得也认真，但方才那种气氛，像一根刺一样扎在心里，始终没散。 面试不到二十分钟就结束了。 她站起来跟我握了手，说“我们会通知你”。 语气客气得像一杯温水，什么味道都没有。 出了大楼，太阳晒得脑门发油。我站在台阶上，回头看那扇玻璃转门，心里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：那块表，到底哪里不对劲？ 02 回去的公交车上人不多，我找了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坐下。 阳光透过车窗照进来，落在手腕上。 我低头看着那块表。 表盘发黄了，指针倒是走得稳稳当当。 表带是真皮的，磨损得很厉害，边角都磨得发白了。 表壳上那道划痕横穿表面，看得出来有年头了。 我伸手摸了摸那道划痕，手指尖传来微小的凹凸感。 父亲走了十年了。 他这一辈子，没攒下什么好东西，唯一像样的物件就是这块表。 临终前，他把表从手腕上摘下来，硬塞进我手里，手指头凉得像井水。 “戴着，能保平安。” 那是他